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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減負致輔導班搶位:家長真的“瘋了”?

2019-11-04 10:17 來源:中國新聞網

中國新聞網

減負,這個在中國教育領域屢引爭議的話題,最近又火了。

因為朋友圈里的一條爆款文章喊出“減負=制造學渣”,這一話題似乎又變得無解。

孩子的無奈,家長的焦慮,學校的糾結,輿論的爭執不休……讓孩子擁有可以“蕩起雙槳”的童年,怎么這么難?

資料圖:孩子離開學校。中新社發 張暢 攝

  從“快樂童年”到“輔導班搶位”:考試面前人人平等

雙十一還沒到,南京5年級學生家長楊勁松已經提前感受了一把“限時搶”的氛圍。

經考核,兒子符合輔導班的要求,可以從提高班升到尖子班。但學位有限,能不能升,還要看他這位爸爸的手速和家里的網速夠不夠快。

楊勁松打開APP,盯著時鐘的秒針,“咔噠”,時間一到,手指瘋狂地點擊“搶位”,僅幾秒,所有的位子都沒了——26:1,這是當天的爭搶比例。

從事金融行業的他買東西會貨比三家,爭取最大性價比。可是給孩子報輔導班,他不挑老師不挑時間,搶到哪個上哪個。

這樣的自己,是4年前的他想象不到的。

彼時,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減少小孩以后的障礙。后來發現,孩子的努力才是更重要的。不僅是分數,在學習過程中體驗挫折,以及克服困難后享受成功的喜悅,這是不能替代的。

資料圖:昆明中小學生在圖書館自習室內寫作業。中新社記者 任東 攝

轉變還來自同輩競爭。楊勁松介紹,南京市不同區教育水平不同,民辦學校更是從教材開始拉開差距。當公辦學校孩子三年級開始學教育部英語教材的時候,民辦學校的孩子一年級就在學更難的朗文英語了。

公辦學校嚴格按照國家要求3點半放學的時候,民辦學校5點還在上課,每天多學2小時,除去假期,每年多學200小時,6年就是1200小時,孩子間的差距就這樣被拉開了。

“要想具有競爭力,至少要和別人處于比較平等的教育情況,只能額外上輔導班。”楊勁松說。“中考、高考,大家考的是一張卷子,考試面前沒有同情。”

當前的選拔制度下,他認為考試是唯一能把主動權把握到手上的東西。每年都有各種減負,但“打鐵還需自身硬”,對學生而言,唯一的規則只有兩個字:優秀。足夠優秀,以不變應萬變。

“幼年的快樂在成年之后會付出代價,而幼年吃點苦,成年以后才會享受更大的快樂。”楊勁松說,“這是守恒的,沒有捷徑可走。”

在這樣的背景下,每天不足7小時的在校時間和1個小時就能寫完的作業是遠遠滿足不了需求的。

“學校只是基礎教育,能讓孩子吃飽,但是不能吃好。”

為了讓孩子“吃好”,楊勁松改變了想法,送孩子去輔導機構“開小灶”,一開就是3個。

資料圖:學校門口,家長接孩子。中新社發 張暢 攝

  減負之后:家長真的瘋了?

在離南京180公里的安徽省合肥市,6歲剛上一年級的兜兜暫時還感受不到這種競爭,他也不知道在減負政策下,自己的小書包輕了多少。作業不到1小時就能寫完,在每天5小時在校時間之外,他喜歡架子鼓、籃球、聽故事。

作為媽媽的周雨琪是當地的初中英語老師,她給了兜兜極大的自由。減負政策下,學校只會布置一些簡單的作業,比如抄寫16遍拼音,或是把課本后習題抄在作業本上等,每當這時,她就會替孩子完成一部分。

“抄了之后孩子還是不會用拼音拼讀,有什么意義?”周雨琪說。利用省下來的時間,兜兜背了古詩,復習了英語單詞。

正在做作業的兜兜。受訪者供圖

她理解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,但是落實起來會有很多問題。以前大家以考試為中心,有規則好做事,現在突然變了,大家很慌張。一旦成績不好,家長就會怪老師教得不好。但孩子只是在課上聽講,不做練習不考試,怎么檢驗學習成果?

而面對全國范圍內進行的“減負”行動,楊勁松的回應是讓孩子上作文、英語、數學輔導班。

2018年,教育部等九部門出臺了《中小學生減負措施》(減負三十條),要求各省份結合實際出臺落實的具體方案。2019年10月28日,浙江省教育廳發布了《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(征求意見稿)》,又被稱“減負33條”。

浙江版方案對校內考試次數進行了嚴格規定,特別提出小學生到晚上9點,初中生到晚上10點,還未能完成家庭作業的,經家長簽字確認后可拒絕完成剩下的作業。

網絡上一邊倒的反對,認為這是在制造學渣。在大家都轉發那篇自媒體文章的時候,楊勁松的朋友圈卻顯得格外安靜,幾乎沒有人轉發相關信息。和外界看到的“南京家長瘋了”不同,實際上他和很多家長甚至拍手叫好。

資料圖:昆明中小學生在圖書館自習室內寫作業。中新社記者 任東 攝

“真正關注教育的家長不會把這文章當回事兒。”他說,在制度要求下,很多人按照這種要求學習,而自己的孩子卻更拼命了,“你們都不學了,我來學,多好的超車機會。”

楊勁松已經在給孩子看寒假班和春季班,他不相信教育改革。“考試制度和高標準是不會變的,人才選拔機制也不會變,上好學校的還是前面的學生。”在他眼中,優秀,是唯一需要遵循的規則。

周雨琪和楊勁松都意識到,教育是家庭的事情,陪孩子的過程也是家長成長的過程。而那些所謂“瘋了”的家長,更多的是從自身角度考慮問題。“原本學校要做的事情現在要自己做了,時間沒了,錢也沒了。”

“吐槽是沒有用的,能改變什么呢?還不如好好學習,提升自己的能力。”楊勁松說。

資料圖:山西太原新建路小學的小學生們開始返校上課。張云 攝

  “減負”困局:減負之后,矛盾叢生

明明是為了孩子好,“減負”為什么不被認同?

太過了。這是楊勁松的回答,就像把一杯80攝氏度的水一下子降到20攝氏度,這種行政命令讓學校家長孩子都受不了。

在金融業深耕多年,他認為,減負引起家長焦慮,而焦慮背后都是生意。自媒體寫了家長的焦慮,贏得了流量,家長們為了孩子以后的發展,去買學區房、上各種課外輔導班、上早教……需要花錢的地方更多了,卻不一定有效果。

中國教育培訓領域的上市公司好未來近期發布的財報顯示,該機構總學生人次(長期正價課)從上年同期的約221萬人增長到本季的約341萬人,同比增長54%。有媒體評論,校內減負校外補,家長需要支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錢,培訓機構反成最大獲利者。

作為老師,周雨琪認為,人才選拔機制不變的情況下,任何政策都是治標不治本。雖然課業壓力小了,可是近年來的中考高考難度卻越來越大了。

整個社會,謀求更好的發展就得通過各種考試來進行,高考、公務員考試都是如此。基礎教育大家是平等了,但是以后呢?“雖然自己和國家想讓孩子輕松,但是社會競爭不寬松,規則沒有變。”

一味地不允許學校考試、增加課外輔導教材,只會讓教育的機會更加不均等。公立學校減負了,但昂貴的私立學校并沒有,以后公立學校的師資會越來越弱,更多的老師會去機構或者私立。造成的后果是,有實力家庭的小孩會越來越優秀,把普通家庭的孩子遠遠甩在后面。

身在縣城,周雨琪的學生有不少是留守兒童,這些孩子缺乏父母管教,在減負背景下,學校也參與不進來,那么放學后孩子去哪兒?網吧、游戲廳。

“這樣的孩子是不會有出頭之日的。”

資料圖:昆明中小學生在圖書館自習室內寫作業。中新社記者 任東 攝

  困境何解:我們需要怎樣的教育

楊勁松和周雨琪都明白,國家政策的初衷是好的。

“我們要減的是低級重復、對學生沒有作用的課業負擔。只籠統減負,孩子的競爭壓力還在,家長的焦慮就還在。”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認為,“減負”具有相對性,學習不能沒有負擔,真把負擔都減了,學習沒有效果。

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,規范學校辦學,主要是治理“搶跑道”給學生加壓。南京市教育部門的做法從大方向說沒有問題。但是,南京的學生參加高考,是要和全省學生競爭的。浙江想把“主動權”給學生和家長,愿意少做作業就少做,可有多少家長愿意讓孩子不做作業呢?事實就是更多家長選擇給學生在學校老師布置的作業基礎上加餐。

“從根本上說,今日家長的焦慮,不是家長自發的攀比,而是教育競技化,不得不讓自己的孩子與別人家的孩子比。”熊丙奇認為,要讓家長擺脫焦慮,從根本上說還是要改革教育評價體系,打破唯分數論,為學生成才創造多元選擇。

“其實只要讓家長看到希望就可以了,看到改變的希望,看到孩子可以去‘快樂學習’的希望。”楊勁松說,不要像那篇自媒體文章一樣,只讓人看到焦慮和絕望。

6歲的兜兜還有很長的求學之路要走,周雨琪并不想把任何一種模式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,也不會讓自己陷于焦慮,她很明確自己的教育理念:因材施教,給孩子最適合的教育。(作者:郎朗)

責任編輯:劉寧芬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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